（图片：Oannes Consulting GmbH，美国/华盛顿特区，2020年1月，抵达）

人类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土地，也是我的故乡。这片涵盖今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朗的地区，标志着超级大国之间残酷战争的开端。一个帝国取代了另一个帝国，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又从敌人的废墟中崛起，在毁灭的祭坛上诞生，最终却在毁灭性的残酷冲突中败给了下一个新兴帝国。

随着苏美尔帝国的崛起和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一种既光明又阴暗的文明开始兴起。光明之处在于，人类凭借其智慧、理性与创造力征服了世界。但这一切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亚述帝国数次扩张，其后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之后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蓝本——标志着当时已知世界权力的巅峰。

在所有帝国中，直至美苏两极格局瓦解之前，都存在着地区冲突，其中一些冲突至今仍在持续——例如中东地区。这些冲突的核心始终是群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又受到血统、语言、宗教和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只有当相应的超级大国试图同化所谓的弱势对手、战败群体或拥有相似认同的少数族裔时，这些冲突才会变得充满敌意且极具争议。如果同化失败，就会采取驱逐和重新安置到帝国最偏远地区的措施。其目的是将这些人融入主流人口，从而抹去他们原有的身份认同，并创建一个新的、同质化的社会。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在胁迫下发生的。亚述人、罗马人和苏联当局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如果强迫融入各自超级大国的价值观和规范失败，种族灭绝的行动通常就会接踵而至——其理由是目标群体是威胁帝国的内部敌人。例如，1915年至1918年间，奥斯曼帝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数百万亚美尼亚人、亚述人、阿拉米人和迦勒底人几乎被彻底灭绝，仅仅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基督教信仰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些族群的宗教信仰，使得奥斯曼帝国担心他们可能会效忠于当时的敌人——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俄国。

这反映了战争的宗派性质，而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屡见不鲜。在那段时期，我的家族有90%的人惨遭杀害。我从小就知道，一个帝国想要消灭我的族群，因为我们拒绝接受其规定的宗教、语言和传统的统一性。在强加的规范下，只有两种选择——完全同化或彻底灭绝——这一事实意味着，而且现在仍然意味着，任何超级大国都无法长久存在。但有一个例外：

2001年9月11日，一个炎热的夏末清晨（在美国），我在上班途中收听广播新闻，新闻报道的爆炸性和疯狂程度让我难以置信。回到家，我打开电视。无论我选择哪个频道——即使是当时很受欢迎的青年频道MTV——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画面：燃烧的大楼、绝望的人们，以及撞向世贸双塔的飞机。一种寂静笼罩着大地，即使在宁静的欧洲，这种寂静也清晰可感。我意识到，这些事件之后将会爆发一场风暴，它将永远改变世界。

在那一天，最后一个超级大国遭到攻击。一个没有领土帝国的新兴力量崛起，挑战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随着9·11事件，一场由全球化和数字化推动的多方位非对称战争拉开了序幕。一方是受资本主义塑造的西方世界；另一方则是那些恐惧“强制同化”、争取自身传统得到认可，或因无力对抗美国而寻求恐怖主义救赎的人们——他们往往以宗教作为“被压迫者”的共同纽带。

悲剧在于，双方往往都未能认识到摆脱暴力漩涡的唯一出路。二战后，以美国体制（美国治下的和平）为蓝本的民主制度为德国、日本和韩国带来了繁荣和公民权利——而且没有同化的压力。这种以多元化和个人自由为特征的文化价值观，曾经为我的父母提供了安全感和未来。

但美国认为中东的民主化可以像在日本或德国那样实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例子表明并非如此。这些国家缺乏像日本那样通过幕府将军或德国那样通过外部敌人而拥有的共同价值观的内部基础。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缺乏这种团结。即使在美国，这种团结也常常缺失——然而，这恰恰是一个自由社会固有的组成部分，这个社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团结或分裂。

然而，在当今世界，宗教自由、平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大的威胁，我们仍然需要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专制体制必然导致苦难和恐怖。虚假新闻和民粹主义进一步分裂了社会。

所有渴望自由的人的命运都密不可分。这在民主国家如此，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女性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法国大革命将个人置于中心地位，使他们摆脱了专制统治的束缚。这种话语——与其说是女权主义，不如说是自由主义——或许能够改变中东，瓦解父权制的部落文化。

最后，应美国纳税人的邀请，我启程前往美国参加国际访问者领导力项目（IVLP）。我想了解为什么美国似乎已经放弃了人文价值观。或许我错了，“美国优先”这个口号我还需要好好理解。

我差点错失良机。作为一名记者，我经常前往中东倡导人权，讽刺的是，我几乎被列为安全威胁。我对构成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坚持，几乎让我无法入境。

但几乎如此……